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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而这物质生活却需要随时下死劲去抓住。她要男性的爱，同时也要安全，可是不能兼顾，每致人财两空。结果她觉得什么都靠不住，还是投资在儿女身上，囤积了一点人力——最无人道的囤积。
霓喜并非没有感情的，对于这个世界她要爱而爱不进去。
但她并非完全没有得到爱，不过只是摭食人家的残羹冷炙，如杜甫诗里说：“残羹与冷炙，到处潜酸辛。”但她究竟是个健康的女人，不至于沦为乞儿相。她倒像是在贪婪地嚼着大量的榨过油的豆饼，虽然依恃着她的体质，而豆饼里也多少有着滋养，但终于不免吃伤了脾胃。而且，人吃畜牲的饲料，到底是悲怆的。
至于《连环套》里有许多地方袭用旧小说的词句——五十年前的广东人与外国人，语气像《金瓶梅》中的人物；赛珍珠小说中的中国人，说话带有英国旧文学气息，同属迁就的借用，原是不足为训的。我当初的用意是这样：写上海人心目中的浪漫气氛的香港，已经隔有相当的距离；五十年前的香港，更多了一重时间上的距离，因此特地采用了一种过了时的辞汇来代表这双重距离。有时候未免刻意做作，所以有些过份了。我想将来是可以改掉一点的。
（一九四四年十二月）
夜营的喇叭晚上十点钟，我在灯下看书，离家不远的军营里的喇叭吹起了熟悉的调子。几个简单的音阶，缓缓地上去又下来，在这鼎沸的大城市里难得有这样的简单的心。
我说：“又吹喇叭，姑姑可听见？”我姑姑说：“没留心。”
我怕听每天晚上的喇叭，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听见。
我说：“哪，又吹起来了。”可是这一次不知为什么，声音极低，绝细的一丝，几次断了又连上。这一次我也不问我姑姑听得见听不见了。我疑心根本没有什么喇叭，只是我自己听觉上的回忆罢了。于凄凉之外还感到恐惧。
可是这时候，外面有人响亮地吹起口哨，信手拾起了喇叭的调子。我突然站起身，充满喜悦与同情，奔到窗口去，但也并不想知道那是谁，是公寓楼上或是楼下的住客，还是街上过路的。
（一九四四年十二月）
借 银 灯有一出绍兴戏名叫《借红灯》。因为听不懂唱词，内容我始终没弄清楚，可是我酷爱这风韵天然的题目，这里就擅自引用了一下。《借银灯》，无非是借了水银灯来照一照我们四周的风俗人情罢了。水银灯底下的事，固然也有许多不近人情的，发人深省的也未尝没有。
我将要谈到的两张影片，《桃李争春》与《梅娘曲》，许是过了时了，第三轮的戏院也已放映过，然而内地和本埠的游艺场还是演了又演，即使去看的是我们不甚熟悉的一批观众，他们所欣赏的影片也有讨论的价值。
我这篇文章并不能算影评，因为我看的不是电影而是电影里的中国人。
这两张影片同样地涉及妇德的问题。妇德的范围很广，但是普通人说起为妻之道，着眼处往往只在下列的一点：怎样在一个多妻主义的丈夫之前，愉快地遵行一夫一妻主义。《梅娘曲》里的丈夫寻花问柳，上“台基”去玩弄“人家人”。
“台基”的一般的嫖客似乎都爱做某一种噩梦，梦见他们自己的妻子或女儿在那里出现，姗姗地应召而至，和他们迎头撞上了。这石破天惊的会晤当然是充满了戏剧性。我们的小说家抓到了这点戏剧性，因此近三十年的社会小说中常常可以发现这一类的局面，可是在银幕上还是第一次看到。梅娘被引诱到台基上，碰巧遇见了丈夫。他打了她一个嘴巴。她没有开口说一句话的余地，就被“休”掉了。
丈夫在外面有越轨行动，他的妻是否有权利学他的榜样？
摩登女子固然公开反对片面的贞操，即是旧式的中国太太们对于这问题也不是完全陌生。为了点小事吃了醋，她们就恐吓丈夫说要采取这种报复手段。可是言者谆谆，听者藐藐，总是拿它当笑话看待。
男子们说笑话的时候也许会承认，太太群的建议中未尝没有一种原始性的公平。很难使中国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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霓喜并非没有感情的，对于这个世界她要爱而爱不进去。
但她并非完全没有得到爱，不过只是摭食人家的残羹冷炙，如杜甫诗里说：“残羹与冷炙，到处潜酸辛。”但她究竟是个健康的女人，不至于沦为乞儿相。她倒像是在贪婪地嚼着大量的榨过油的豆饼，虽然依恃着她的体质，而豆饼里也多少有着滋养，但终于不免吃伤了脾胃。而且，人吃畜牲的饲料，到底是悲怆的。
至于《连环套》里有许多地方袭用旧小说的词句——五十年前的广东人与外国人，语气像《金瓶梅》中的人物；赛珍珠小说中的中国人，说话带有英国旧文学气息，同属迁就的借用，原是不足为训的。我当初的用意是这样：写上海人心目中的浪漫气氛的香港，已经隔有相当的距离；五十年前的香港，更多了一重时间上的距离，因此特地采用了一种过了时的辞汇来代表这双重距离。有时候未免刻意做作，所以有些过份了。我想将来是可以改掉一点的。
（一九四四年十二月）
夜营的喇叭晚上十点钟，我在灯下看书，离家不远的军营里的喇叭吹起了熟悉的调子。几个简单的音阶，缓缓地上去又下来，在这鼎沸的大城市里难得有这样的简单的心。
我说：“又吹喇叭，姑姑可听见？”我姑姑说：“没留心。”
我怕听每天晚上的喇叭，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听见。
我说：“哪，又吹起来了。”可是这一次不知为什么，声音极低，绝细的一丝，几次断了又连上。这一次我也不问我姑姑听得见听不见了。我疑心根本没有什么喇叭，只是我自己听觉上的回忆罢了。于凄凉之外还感到恐惧。
可是这时候，外面有人响亮地吹起口哨，信手拾起了喇叭的调子。我突然站起身，充满喜悦与同情，奔到窗口去，但也并不想知道那是谁，是公寓楼上或是楼下的住客，还是街上过路的。
（一九四四年十二月）
借 银 灯有一出绍兴戏名叫《借红灯》。因为听不懂唱词，内容我始终没弄清楚，可是我酷爱这风韵天然的题目，这里就擅自引用了一下。《借银灯》，无非是借了水银灯来照一照我们四周的风俗人情罢了。水银灯底下的事，固然也有许多不近人情的，发人深省的也未尝没有。
我将要谈到的两张影片，《桃李争春》与《梅娘曲》，许是过了时了，第三轮的戏院也已放映过，然而内地和本埠的游艺场还是演了又演，即使去看的是我们不甚熟悉的一批观众，他们所欣赏的影片也有讨论的价值。
我这篇文章并不能算影评，因为我看的不是电影而是电影里的中国人。
这两张影片同样地涉及妇德的问题。妇德的范围很广，但是普通人说起为妻之道，着眼处往往只在下列的一点：怎样在一个多妻主义的丈夫之前，愉快地遵行一夫一妻主义。《梅娘曲》里的丈夫寻花问柳，上“台基”去玩弄“人家人”。
“台基”的一般的嫖客似乎都爱做某一种噩梦，梦见他们自己的妻子或女儿在那里出现，姗姗地应召而至，和他们迎头撞上了。这石破天惊的会晤当然是充满了戏剧性。我们的小说家抓到了这点戏剧性，因此近三十年的社会小说中常常可以发现这一类的局面，可是在银幕上还是第一次看到。梅娘被引诱到台基上，碰巧遇见了丈夫。他打了她一个嘴巴。她没有开口说一句话的余地，就被“休”掉了。
丈夫在外面有越轨行动，他的妻是否有权利学他的榜样？
摩登女子固然公开反对片面的贞操，即是旧式的中国太太们对于这问题也不是完全陌生。为了点小事吃了醋，她们就恐吓丈夫说要采取这种报复手段。可是言者谆谆，听者藐藐，总是拿它当笑话看待。
男子们说笑话的时候也许会承认，太太群的建议中未尝没有一种原始性的公平。很难使中国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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