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1章(第2/3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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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是江市一家金融公司的项目经理,他的世界里一切都有精确的衡量标准:数据、回报率、风险评估、高效决策。他能理解教师是份工作,但无法理解这份工作需要投入如此多无法量化、无法产生即时回报的情感。在他看来,她的付出与回报严重失衡,是一种“非理性投入”——这个术语是他半年前一次争吵时脱口而出的,从那以后就成了他评价她工作的常用词。
“双减之后,你们不是更轻松了吗?怎么反而更忙了?”这是他最常问的问题,语气里带着真切的困惑和一丝不易察觉的不耐烦。
林晚舟曾经很认真地解释过:课后延时托管服务名义上是自愿,实际上每个学校都在暗地里较劲,报名率关系到学校的口碑和在教育局眼中的“积极性”;她解释过班主任工作的琐碎远不止于教学——一个学生连续三天上课走神,背后可能是父母正在闹离婚;一个女孩突然拒绝穿裙子,可能是遭遇了校园里不怀好意的目光;一次简单的座位调整,可能引发两个家庭之间持续数周的暗战。
“你可以选择不做班主任。”李哲说。
“学生的心理问题有心理老师,你为什么总要揽在自己身上?”
“工作是工作,生活是生活,林晚舟,你能不能把两者分开?”
她无法分开。当她深夜批改作文,看到李晓在周记里写“昨晚爸妈又吵架了,我戴着耳机把音乐开到最大,可我还是听见妈妈在哭”;当她接到王浩然妈妈的电话,那位女士在电话那头哽咽着说“林老师,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沟通了,他把我微信都拉黑了”——
她如何能把这些仅仅视为“工作”?这些是她每日必须面对的真实,是鲜活生命在成长阵痛中发出的、或微弱或尖锐的回响。她无法转过身,假装听不见。
可这些,李哲不懂。在他构筑的理性世界里,她的坚持是“轴”,她的投入是“傻”,她为那点微不足道的责任感和所谓的教育理想所付出的代价,是在持续消耗他们共同生活的根基。
争吵,冷战,然后是更深的、粘稠的无力感,像梅雨季节里永远晾不干的衣服,湿漉漉地贴在皮肤上。
这种无力感,在周五下午的级组会议上达到了令人窒息的高潮。
会议在四楼的小会议室举行,长方形的桌子坐了二十几个老师,空气里飘着速溶咖啡和疲倦的气味。方帆站在投影幕布前,幕布上是各班级课后托管服务的报名统计表,用红黄绿三色标记,像一张张成绩单——不,这就是成绩单。
“有些班级的报名率,实在是难看!”方帆的声音不高,但每个字都像钉子,一下下敲进寂静的空气里,“尤其是初三(7)班,”她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,精确地锁定坐在角落里的林晚舟,“林老师,你们班垫底了。”
会议室里所有目光瞬间聚焦过来。林晚舟感到脸颊发烫,她低下头,盯着笔记本上自己无意识画出的螺旋线。
“学校推行这项服务,一是为了解决部分实际经费困难,二是为了抓住初三这个关键时期,提升整体成绩。这是对学生负责!”方帆的手指敲在投影幕布上,发出沉闷的声响,“各位班主任要多做做学生和家长的工作,要积极‘鼓动’,要讲清楚利害关系!”
“鼓动”。
这个词让林晚舟胃部一阵紧缩。她想起上周家长群里,有家长小心翼翼地提问:“林老师,这个托管真的是自愿吗?孩子每天六点半就起床,晚上做完作业都快十一点了,周末还有补习班,我们担心他身体吃不消。”
她是怎么回复的?她打了很多字,又删掉,最后只发了一句:“学校建议有需要的同学参加,最终还是以家庭实际情况和学生意愿为准。”
结果就是,她班级的报名率只有不到百分之四十,在全年级垫底。
会议结束后,老师们鱼贯而出,低低的交谈声在走廊里回荡。林晚舟收拾东西正要离开,方帆叫住了她。
“晚舟,等一下。”
等其他老师都走光了,方帆关上会议室的门,转过身来。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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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双减之后,你们不是更轻松了吗?怎么反而更忙了?”这是他最常问的问题,语气里带着真切的困惑和一丝不易察觉的不耐烦。
林晚舟曾经很认真地解释过:课后延时托管服务名义上是自愿,实际上每个学校都在暗地里较劲,报名率关系到学校的口碑和在教育局眼中的“积极性”;她解释过班主任工作的琐碎远不止于教学——一个学生连续三天上课走神,背后可能是父母正在闹离婚;一个女孩突然拒绝穿裙子,可能是遭遇了校园里不怀好意的目光;一次简单的座位调整,可能引发两个家庭之间持续数周的暗战。
“你可以选择不做班主任。”李哲说。
“学生的心理问题有心理老师,你为什么总要揽在自己身上?”
“工作是工作,生活是生活,林晚舟,你能不能把两者分开?”
她无法分开。当她深夜批改作文,看到李晓在周记里写“昨晚爸妈又吵架了,我戴着耳机把音乐开到最大,可我还是听见妈妈在哭”;当她接到王浩然妈妈的电话,那位女士在电话那头哽咽着说“林老师,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沟通了,他把我微信都拉黑了”——
她如何能把这些仅仅视为“工作”?这些是她每日必须面对的真实,是鲜活生命在成长阵痛中发出的、或微弱或尖锐的回响。她无法转过身,假装听不见。
可这些,李哲不懂。在他构筑的理性世界里,她的坚持是“轴”,她的投入是“傻”,她为那点微不足道的责任感和所谓的教育理想所付出的代价,是在持续消耗他们共同生活的根基。
争吵,冷战,然后是更深的、粘稠的无力感,像梅雨季节里永远晾不干的衣服,湿漉漉地贴在皮肤上。
这种无力感,在周五下午的级组会议上达到了令人窒息的高潮。
会议在四楼的小会议室举行,长方形的桌子坐了二十几个老师,空气里飘着速溶咖啡和疲倦的气味。方帆站在投影幕布前,幕布上是各班级课后托管服务的报名统计表,用红黄绿三色标记,像一张张成绩单——不,这就是成绩单。
“有些班级的报名率,实在是难看!”方帆的声音不高,但每个字都像钉子,一下下敲进寂静的空气里,“尤其是初三(7)班,”她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,精确地锁定坐在角落里的林晚舟,“林老师,你们班垫底了。”
会议室里所有目光瞬间聚焦过来。林晚舟感到脸颊发烫,她低下头,盯着笔记本上自己无意识画出的螺旋线。
“学校推行这项服务,一是为了解决部分实际经费困难,二是为了抓住初三这个关键时期,提升整体成绩。这是对学生负责!”方帆的手指敲在投影幕布上,发出沉闷的声响,“各位班主任要多做做学生和家长的工作,要积极‘鼓动’,要讲清楚利害关系!”
“鼓动”。
这个词让林晚舟胃部一阵紧缩。她想起上周家长群里,有家长小心翼翼地提问:“林老师,这个托管真的是自愿吗?孩子每天六点半就起床,晚上做完作业都快十一点了,周末还有补习班,我们担心他身体吃不消。”
她是怎么回复的?她打了很多字,又删掉,最后只发了一句:“学校建议有需要的同学参加,最终还是以家庭实际情况和学生意愿为准。”
结果就是,她班级的报名率只有不到百分之四十,在全年级垫底。
会议结束后,老师们鱼贯而出,低低的交谈声在走廊里回荡。林晚舟收拾东西正要离开,方帆叫住了她。
“晚舟,等一下。”
等其他老师都走光了,方帆关上会议室的门,转过身来。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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