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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举,没想到居然被户部查出来了。他一看瞒不过去了,只得据实禀报。可户部回复是,你说的这些支出凭据不足,且不合程序,不能作为抵消,默许你移作办防急用已是通融了。言外之意,不查你已算是给面子了。

    刘铭传哭笑不得,面对这些户部的官僚们毫无办法。按说,他们按章办事倒也没错,可这一来却把刘铭传害苦了。台湾建省之初,刘铭传就计划在澎湖购炮筑台,预算为八十万。这项计划事先征得了闽浙总督杨昌浚同意,后来炮也买来了,眼看付款的时间到了,钱却迟迟没有落实。洋人催讨炮款,违约将引起外交纠纷。刘铭传真是急眼了。他连忙上奏朝廷,请求拨款,朝廷批示:“着户部速议。”可户部的司员们卡着不办,说是台湾那三项隐瞒未报的收入还没说清楚哩。

    既然向上要钱的路子走不通,刘铭传只好自己想办法了。一方面,他鼓励兴办工商业,主张招商兴市,提出“欲自强,必先致富,必先经商”,同时设立全台招商总局,以各种优惠政策,向海内外招商引资。他还派遣相关人员赴新加坡设立招商局,向南洋等地招商。他还广开财源,开征了各种厘金税和商税。刘铭传认为,台湾物产丰富,如煤、盐、石油、茶、樟脑等,均为饷源所系,如果整顿厘税,裁汰陋规,可兴地方之利,以养全台之兵。当然,刘铭传开征厘税的做法,也遭到很多反对,包括在台的洋商们,因而推行的过程中阻力重重。

    然而,最大的阻力还不在这里。由于种种清规戒律和保守势力的阻挠,刘铭传的一些计划和设想往往不得不半途而废。

    基隆煤矿曾是台湾创办最早的一家新型企业。该矿开办于同治三年(1864年),由于经营不善,亏损严重。中法开战后,为了避免资敌,刘铭传下令放水将煤矿淹没,使之成了一座废矿。中法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,台湾各业开始复苏,刘铭传便打起恢复基隆煤矿的念头。就在这时,天津商人张学熙找上门来了。

    张学熙是天津大商人。多年前由于开办开平煤矿发了财,尝到了甜头。听说基隆煤矿要恢复生产便兴冲冲地跑来了。他对刘铭传说,他愿意承办基隆煤矿的开采。

    刘铭传问他采取什么办法。

    张说由我出资,无须你掏一两一钱。

    当时,台湾刚刚建省,刘铭传愁的就是钱。张学熙一开口头一个条件就正中下怀。张又说,出了煤,我首先供台湾使用,价格也降低。

    这又对上了刘铭传的想法。刘铭传当时正在大办新政,他的兵轮、铁路、电报、电线和机器局等等哪一样不要煤呢?如果基隆煤矿恢复生产,那真是求之不得。

    张学熙看出了刘铭传的心思,接着又说,煤矿生产赢利了,你还可以抽取煤厘,这可是一举三得。

    刘铭传对此十分满意,当即拍板同意。很快,双方签订了协议,张学熙便摩拳擦掌地干起来。可是,搞了几个月便搞不下去了。究其原因,是矿井积水太深,靠人力排水相当困难,而要购置新式抽水机又缺乏资金。这样一来,钱花了不少,却收效甚微。几个月下来,张学熙亏掉了好几千两银子,只得灰头土脸地又来找刘铭传,说他撑不下去了,请求退办。

    张学熙走了,煤矿恢复便陷入了停顿。为了寻找出路,刘铭传便找到曾国荃和裴荫森商量能否三家合办。曾国荃时任两江总督,裴荫森时任福州船政大臣。当时国内洋务运动正搞得轰轰烈烈,江苏、福建等地都需要煤。三人一商量,决定一家掏两万,凑成六万两。在此基础上又招商股六万两,加在一起总计十二万两。光绪十三年(1887)一月,煤矿开始挂牌运营。刘铭传指定候补知府张士瑜为总办。张士瑜身为基隆煤矿矿务委员,对煤矿生产比较熟悉。他受到委派后,便决定聘用外国人进行管理,还雇用了洋技师。在设备上也投入重金,购置了新式机器用来抽水。刘铭传还专门派人修通了煤矿至码头的小铁路。

    不久,煤矿开始出煤了,而且产量还不错,一度达到百吨左右。张士瑜忙不迭地向刘铭传报喜,曾国荃和裴荫森闻报也皆感欣然,大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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