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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《明定国是诏》，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由此拉开了序幕。
从6月11日变法开始，至9月21日变法失败，前后共一百零三天，史称百日维新。在这一百多天里，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了。要想一一讲清楚，实属不易。不过，有几件重要的事不能不提。
头一件便是光绪召见康有为。早在去年底，光绪就有意召见康有为，但被恭亲王所阻拦。6月13日，即光绪颁定国是诏两天后，侍读学士徐致靖便上奏推荐康有为等维新人士。徐致靖，江苏宜兴人，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进士。此人支持变法，与康是密友。他曾代康有为呈递《请明定国是疏》，从而促成了《明定国是诏》的颁定。在奏章中，他提出国是既定，用人宜先，为此向皇帝举荐维新人士，“请特旨破格委任，以行新政而图自强”。在他保荐的维新人士中有康有为、黄遵宪、谭嗣同、张元济、梁启超，而且对他们均评价甚高，对康的评价是“忠肝热血，硕学通才”，对谭的评价是“天才卓荦，学识绝伦”，对梁的评价是“英才亮拔，志虑精纯”。如此种种，不一而足。不过，据御史梁鼎芬揭露说，徐氏之奏折系康、梁代笔。此事有待考证，按下不表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就在徐致靖上折举荐维新人士同日，保守派御史黄均隆也上了一道折子。该折却与徐折针锋相对，是弹劾维新人士的。被黄点名弹劾的有陈宝箴、梁启超和黄遵宪，罪状是他们在湖南设立时务学堂，“学行西学，徒务虚名”，力倡民主议院之说，散布“改正朔、易服色”之言，“刊报传播，骇人听闻”。
这两份折子不早不晚恰巧同时呈到了光绪面前，而且内容针锋相对，这或许是巧合。但光绪阅后态度鲜明，立即做了批示。对徐折的批示是：主事康有为、张元济于四月二十八日（6月16日）“预备召见”，黄遵宪、谭嗣同“送部引见”，梁启超“总理衙门察看具奏”。而对于黄折只批了一个“存”字，也就是留中不发。
但是，这个结果很快就被慈禧太后知道了。因为军机大臣随后便将两份折子具奏呈送太后。太后归政后，表面上在颐和园中颐养，但宫中诸事仍由军机大臣送呈太后。皇帝每月则五六次到园请安。据苏继祖《清廷戊戌朝变记》称，早在颁布国是诏前，太后就召见过奕劻、荣禄和刚毅，要他们盯紧皇上，不能由他“任性乱为”。因此，皇上的动向，军机大臣们都随时向太后汇报。
6月15日，在徐折呈送两天后，太后马上降下一道谕旨，今后凡提拔任用文武一品及满汉侍郎之官员，均需具折至太后处谢恩。自中日战争后，除万寿日及有特别重要之国事外，太后从未召见臣工。此谕一出，让人大感意外。明眼人自然心里有数，太后这是要把重要的人事任免权牢牢抓在自己手中，这对光绪自然是一个极大的限制。你不是想任用维新人士吗？但没有我太后的批准那是休想。与此同时，太后还任命自己的亲信荣禄暂署直隶总督，这也被视为一种防范措施。
不过，尽管如此，在太后谕旨下达的第二天，光绪还是如期召见了康有为。这是光绪皇帝与康有为唯一的一次见面。那天与康有为一起被召见的，还有另外一位维新人士张元济。张元济是浙江海盐人，进士出身，翰林院庶吉士，时任总理衙门章京。据他回忆，他与康在朝房等候召见时，荣禄也在。他是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，前来面帝请训的。当时，康有为与荣禄在朝房里有过一段交谈。至于交谈内容，张元济并未提及。不过据梁启超所说，荣禄向康问及变法之方，康说：“变法不难，三日足矣。”荣问其故，康说：“但将二品以上官尽行杀了，可矣。”
此话听上去甚为极端，康有为是否说过这样的话值得商榷。有分析认为，康说将二品以上官尽行杀了，打击面实在太大，对此表示怀疑。而另有记载称，康有为当时的回答是：“杀二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，则新法行矣。”如果康有为确实说过类似的话，后者的表述可能更为准确。
至于荣禄是何反应，这从光绪召见的奏对中可以看出。那天，第一个被召见的就是荣禄。他向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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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6月11日变法开始，至9月21日变法失败，前后共一百零三天，史称百日维新。在这一百多天里，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了。要想一一讲清楚，实属不易。不过，有几件重要的事不能不提。
头一件便是光绪召见康有为。早在去年底，光绪就有意召见康有为，但被恭亲王所阻拦。6月13日，即光绪颁定国是诏两天后，侍读学士徐致靖便上奏推荐康有为等维新人士。徐致靖，江苏宜兴人，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进士。此人支持变法，与康是密友。他曾代康有为呈递《请明定国是疏》，从而促成了《明定国是诏》的颁定。在奏章中，他提出国是既定，用人宜先，为此向皇帝举荐维新人士，“请特旨破格委任，以行新政而图自强”。在他保荐的维新人士中有康有为、黄遵宪、谭嗣同、张元济、梁启超，而且对他们均评价甚高，对康的评价是“忠肝热血，硕学通才”，对谭的评价是“天才卓荦，学识绝伦”，对梁的评价是“英才亮拔，志虑精纯”。如此种种，不一而足。不过，据御史梁鼎芬揭露说，徐氏之奏折系康、梁代笔。此事有待考证，按下不表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就在徐致靖上折举荐维新人士同日，保守派御史黄均隆也上了一道折子。该折却与徐折针锋相对，是弹劾维新人士的。被黄点名弹劾的有陈宝箴、梁启超和黄遵宪，罪状是他们在湖南设立时务学堂，“学行西学，徒务虚名”，力倡民主议院之说，散布“改正朔、易服色”之言，“刊报传播，骇人听闻”。
这两份折子不早不晚恰巧同时呈到了光绪面前，而且内容针锋相对，这或许是巧合。但光绪阅后态度鲜明，立即做了批示。对徐折的批示是：主事康有为、张元济于四月二十八日（6月16日）“预备召见”，黄遵宪、谭嗣同“送部引见”，梁启超“总理衙门察看具奏”。而对于黄折只批了一个“存”字，也就是留中不发。
但是，这个结果很快就被慈禧太后知道了。因为军机大臣随后便将两份折子具奏呈送太后。太后归政后，表面上在颐和园中颐养，但宫中诸事仍由军机大臣送呈太后。皇帝每月则五六次到园请安。据苏继祖《清廷戊戌朝变记》称，早在颁布国是诏前，太后就召见过奕劻、荣禄和刚毅，要他们盯紧皇上，不能由他“任性乱为”。因此，皇上的动向，军机大臣们都随时向太后汇报。
6月15日，在徐折呈送两天后，太后马上降下一道谕旨，今后凡提拔任用文武一品及满汉侍郎之官员，均需具折至太后处谢恩。自中日战争后，除万寿日及有特别重要之国事外，太后从未召见臣工。此谕一出，让人大感意外。明眼人自然心里有数，太后这是要把重要的人事任免权牢牢抓在自己手中，这对光绪自然是一个极大的限制。你不是想任用维新人士吗？但没有我太后的批准那是休想。与此同时，太后还任命自己的亲信荣禄暂署直隶总督，这也被视为一种防范措施。
不过，尽管如此，在太后谕旨下达的第二天，光绪还是如期召见了康有为。这是光绪皇帝与康有为唯一的一次见面。那天与康有为一起被召见的，还有另外一位维新人士张元济。张元济是浙江海盐人，进士出身，翰林院庶吉士，时任总理衙门章京。据他回忆，他与康在朝房等候召见时，荣禄也在。他是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，前来面帝请训的。当时，康有为与荣禄在朝房里有过一段交谈。至于交谈内容，张元济并未提及。不过据梁启超所说，荣禄向康问及变法之方，康说：“变法不难，三日足矣。”荣问其故，康说：“但将二品以上官尽行杀了，可矣。”
此话听上去甚为极端，康有为是否说过这样的话值得商榷。有分析认为，康说将二品以上官尽行杀了，打击面实在太大，对此表示怀疑。而另有记载称，康有为当时的回答是：“杀二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，则新法行矣。”如果康有为确实说过类似的话，后者的表述可能更为准确。
至于荣禄是何反应，这从光绪召见的奏对中可以看出。那天，第一个被召见的就是荣禄。他向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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