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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没曾想叶仰高叛变打乱了计划。现在,由于恩铭临时改变典礼时间,使举事时间再一次提前,这又一次打乱了徐锡麟的部署。

    尽管如此,徐锡麟仍然决定干下去。回去后,他紧急召集骨干在安庆对江大渡口附近的芦苇丛中开会,布置起义任务。由于临时改期,原先约好的同志一时无法联络,而有些同志由于关系尚浅,不便告知,真正能够召集的人十分有限。据凌孔彰回忆说,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新军六十一标的部分军官。这一说法得到了时在安庆新军中当兵的杨士道的印证。杨在回忆中说,徐锡麟举事时,“事前与新军中革命党人本有联系,因为临时改期,新军来不及响应,以致失败”。好在这一天,陈伯平和马宗汉从上海抵达了安庆。尽管时间紧迫,事情仓促,但与会同志们的情绪依然很振奋。会上,众人一起喝了鸡血酒,并对天盟誓,纷纷表示要义无反顾,献身革命,同心同德,永不背叛。

    之后,徐锡麟返回学堂召集少数学生讲话。这些学生大多是徐锡麟平时秘密联络的一些拥护革命的学生,其中包括凌孔彰。徐的讲话大意是,明天是本会办带领同学起义救国之日,师生都要同心协力,患难与共。同学有难,本会办当披发缨冠而救,本会办有难,诸同学也应披发缨冠而救。可以说,这次讲话是举事前的一次小范围的动员。可惜的是,徐锡麟讲得并不明白,而且他满口浙江土话,许多学生也没有全部听懂。

    是日晚上,徐锡麟和陈伯平、马宗汉一起度过了一个紧张而忙碌的不眠之夜。陈伯平连夜起草了《光复军告示》,历数清政府种种罪恶,号召人们“誓扫妖氛,图共和之幸福”。徐锡麟审定了文告,并拟出了几条“杀律”。其中有“遇满人者杀”“遇汉奸者杀”等。最后,他取出五支手枪分发给陈、马二人。据马宗汉供词称,那枪“约六七寸长,每枪装子(弹)五粒,陈伯平拿一支枪,将子(弹)安放好,递给我藏在身上,又将枪子一盒(给我),其余四支枪是徐锡麟、陈伯平分带身上”。

    忙完这一切之后,夜色已深。徐锡麟返回学堂宿舍,陈伯平与马宗汉则住在徐锡麟公馆。次日一大早,徐锡麟身着警察制服,短装革靴,召集全体学生集合,并发表演说。集合的时间是6日清晨5时,徐锡麟吹哨召集全体学生至雨操场集合。所谓雨操场,是用瓦在操场上盖的一个棚子,阴雨天仍可照常出操。学生集合后,徐锡麟做了一个简短的演说。在演说中,他说:“我此次来安庆,专为救国,并非为功名富贵到此,诸位也总不要忘救国二字,行止坐卧都不可忘,如忘救国,便不成人格。”

    徐锡麟反复讲了很长时间,言辞慷慨激昂,学生们听了为之动容,但却不得要领,不知他究竟想要表达什么。嗣后,徐锡麟又说:“我自到校以来,时间不长,但与诸君相处,感情可谓和洽。我对救国二字,不敢自处于安全之地位,故有特别意见,再有特别办法,拟从今日实行,诸君当谅我心,务请量力而行帮助我。这是我对诸君子的仰望啊!”

    徐锡麟说完便宣布解散。实际上,他的演说自始至终都是含糊其辞,并未明确说明目的,学生们直到起义后仍蒙在鼓里。徐锡麟为何如此?我们只能分析,他或许是出于保密的缘故,防止风声外泄,但从起义的发动上看,显然存在问题。因为那些学生糊里糊涂的,并不明确自己要干什么,又如何发挥作用呢?

    但徐锡麟似乎并不担心这个。据马宗汉说,徐锡麟在起义前告诉他们,典礼那天先乘恩铭至学堂看操开枪打死他,然后攻占军械所、电报局、制造局、督练公所。在徐看来,打死恩铭是关键。只要做到了这一点,下边一切都好办。他唯一担心的是打死恩铭后,学生闻变逃散,因此他要求陈伯平、马宗汉守住大门。他对马宗汉说:“我只要将门口断住,不许他们走散,就可成事。”后来,他也果真是这么做的,但实际效果却与他的预计相去甚远。

    上午8时以后,各路官员陆续驾到。那天,前来参加典礼的三司道府县人员约有五十多人。一时间,巡警学堂门前车轿盈门,军乐声声,热闹非凡。据马宗汉供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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