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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。更重要的是刘三吾身体特好,脑子清晰,干力气活都行。朱元璋情不自禁地与刘三吾谈了几个时辰,大有相见恨晚之感,当场决定留刘三吾吃饭,自己酒都比平时多喝了几杯,给了刘三吾一个左春坊左赞善,接着又让他做了翰林学士。朱元璋同时表扬了茹瑺,后来将其晋升为兵部尚书、吏部尚书,还写了个“中流砥柱”的字幅让茹瑺拿回家挂着。

    刘三吾入朝后的工作一点都不轻松,因为新朝的治理难点旨在规范化,不能再像“创业”时期,头目一发话,大家就操起家伙把对方的城墙给拆了。刘三吾担负着教朱元璋三子晋王朱㭎读书的任务,还要为朝廷制作大量公文,这种活普通知识分子也确实干不了。还有,倘若哪位王公去世,朝廷需要赏个碑文什么的,都得刘三吾执笔。特别是这个东西,人家的后人少则也得留个几百年,每个字都得讲究。

    当然,饱学的刘三吾知识主要是应用在朝廷的典章、制度上,《存心灵》《省躬录》《礼制集要》《寰宇通志》等御用典籍,都由他主纂。单是这几本书,一般的知识分子都读不了,何况是写。其中有几种,刘基那么神通广大,也都没办法完成。刘三吾的学问加严谨,从来不出错。

    帝制《大诰》,是明初最重要的“大明法典”,普及率比《圣经》还高,老百姓家里几乎是一户一册。明初的中国,基本上是个文盲大国,但老百姓一字不识没有关系,朱元璋领导文化工作是弱项,领导文盲工作是强项,他让全国的村庄村口都建两个亭子:“申明亭”与“旌善亭”。前者张贴朝廷文告,公布本地的坏人坏事,后者则用来宣传好人好事。亭子里面会有个读书人,免费给你讲《大诰》。但要牢记一条,家里必须有一本《大诰》!因为万一哪天家人犯事了,有它可以罪减一等,没有就会罪加一等。

    《大诰》的帝制,其实是朱元璋的口谕,也就是他听完案情汇报后,做个口头评点,刘三吾及相关文人将“最高指示”整理出来。整理时需要做技术处理,比方说皇帝评点时发出个语气词“嗷”,那得换成“嗯”什么的,否则给皇上造成精神损失,责任就转换到这帮知识分子头上了。

    文字是刘三吾的,意思是朱元璋的,这一点刘三吾处理得很好。洪武十八年,同州人王权考中了进士,因为和朱元璋的第十七子朱权同名,朱元璋将他的名字改成王朴。钦赐佳名,王朴经常拿出来炫耀,事实上朱元璋对他确实不错,让其做了吏科给事中。科道官是皇帝直接领导的,王朴经常与朱元璋见面。有一次王朴逮着朱元璋的错误,便站出来与皇帝较真,朱元璋一生气,就把王朴赶回家了。

    其实王朴没有错,所以朱元璋气消了之后便召回了王朴,并把他升为御史。朱元璋召回王朴,目的是让他好好做事,不是要他在自己身上挑刺。王朴则完全误会了皇上的意思,认为敢于直谏就是自己尽职,最后都能得到相应的好处。王朴回来后连夜起草了一篇“时事评论”,朱元璋见后大为光火,要把王朴推出去杀了。过了一会,朱元璋气又没了,派人追上王朴,说倘若承认错误、改正缺点,可以从轻处理。王朴这回又错误地总结了经验,认为又是一次升官的机会,毫不犹豫地将筹码押在当“谏臣”上,这就没救了。

    一看是真杀,王朴慌了。路过史馆时,王朴冲着刘三吾大喊:“学士刘三吾志之——某年月日,皇帝杀无罪御史朴也!”

    刘三吾当然听见了,但怎能真的这么写呢?后来,官民们见到《大诰》中“死罪进士”条文字是这样的:“王朴,任监察御史。一次为水灾受赃一百贯,戴绞罪还职;一次为奸顽诽谤不办事,处决。”

    御用文人,关键是体现知识的应用功能。刘三吾厚道,人品好,但不是什么事都要逆着皇上干。刘三吾后来在《大诰后序》中说了段意味深长的话,大意是说:皇上励精图治,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。言外之意,大概是讲作为皇帝,忙中出错是在所难免。点评王朴案,文中最精彩的一句话便是“何尤乎人”!刘三吾告诫官员们,《大诰》中被当作反面典型的这些人,罪有应得也好,冤深似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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